无论是在光影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上海的风情少不了上海女人，上海女人的风韵少不了旗袍。在近一个世纪前的上海，身穿改良旗袍的年轻女子被视作个性自由、女性解放的象征。

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得风气之先，服装风尚几与欧美同步。在上海这块土壤上，旗袍吸纳了传统服饰的样式，吸收了西方服饰的一些元素，进行综合改制、改良以后成为一种新型的款式。现在我们所说的旗袍，原则上都应该叫“海派旗袍”。

“海派旗袍”记录了一个时代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社会重要的历史记忆。可以说，很少有中国传统服饰在和西方的潮流元素结合时，能呈现出一种恰当的效果。海派旗袍在这方面无疑是完美的。

上世纪2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职业妇女人数骤多，线条简洁、式样明快的服装越来越受欢迎。上海女性开风气之先，对旗袍的长度、腰身松紧、开叉高低、色调浓淡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之渐渐变得贴身，裙长袖长都在发生变化。后来，上海女性所穿的夏装旗袍，索性没有了袖子，这在当时的年代是非常大胆的式样。

在当时的旗袍面料中，蓝色的阴丹士林布非常经典，电影皇后胡蝶还曾做过阴丹士林布旗袍的代言人。阴丹士林布做旗袍显得非常简洁大方，胡蝶在颈部搭配一串价值连城的项链，既显得高贵，也可以显得朴素。

进入上世纪30年代，旗袍的变化越来越多。大量的西方服装元素进来，大量的西方面料被采纳。很多服装设计师从西方的服装中吸取了养分和灵感，对服装进行了改良。

作家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写道：“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这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欧美时尚界将裙子的长短与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说法。事实也的确如此。上世纪20年代，欧美服饰的特点是裙子长度至膝盖，衣身和裙子的分界线降至臀线以下。受此影响，旗袍的下摆也一升再升，上世纪20年代末，已经从原先的拖及脚背上升至膝盖处。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旗袍下摆又开始趋长，也许是当时女性意识到搭配了流行的丝袜与高跟皮鞋，旗袍的修长才更能展示东方女性的线条。这也使得旗袍的下摆开衩成为方便走路的必须。

从传世实物上可看到海派旗袍的变化，有些面料和巴黎的时装、晚礼服的面料是一致的，甚至在流行时间上也只相差一个多月。旗袍的制作变化也很大，越来越显露出东方女性特有的身材特点。旗袍的开衩越来越高，配以细高跟的皮鞋，整体样貌和我们现在观念上的旗袍已经很接近了。

到了当代，旗袍在国际舞台一直没有消失。当我们看到巩俐、章子怡等明星身着旗袍出现在国际红地毯上、闪光灯下，便认为是她们把旗袍带入了世界时尚的视野。其实在大的时尚体系中，旗袍并没有消失过，它一直是时尚舞台的一个精灵。

旗袍一直是国际设计大师设计时装的灵感来源之一，他们尤其擅长把旗袍的元素跟晚礼服结合起来。1941年，巴黎高级女装设计师巴伦西亚加就将旗袍的要素用于晚礼服的设计中。他设计的直身礼裙，裙长曳地，曲线流畅，短袖袖型颇似上世纪30年代的旗袍袖，加之中式领，使该礼服上半身有如旗袍的翻版。

活跃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皮尔·卡丹，也是一位崇尚旗袍的世界级服装设计大师。他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此外，日本的三宅一生，意大利的瓦伦蒂诺，也都尝试过旗袍的造型。旗袍领、旗袍开衩的方式更是在时装秀和设计大赛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旗袍在国外拥有不少拥趸。从伊丽莎白·泰勒到格蕾丝·凯利，直至妮可·基德曼、詹妮弗·安妮斯顿，一众好莱坞明星都是旗袍的 “粉丝”，并在不同场合穿着过旗袍。

旗袍能够恰到好处地显现女性的曲线美，这也就是时装设计中所谓的“高贵的单纯”，这种单纯的式样虽然不如西方裙服那么复杂多装饰，但却尤能反映人自身的美，这种美来自于身材和气质，使人感到愉快。正因为如此，旗袍独特的审美趣味才突破了国界，被全世界所接受和赞赏。曾经，旗袍因为不断变化以适应人们的审美和生活需求而风靡百年，而今，旗袍又从影视剧中走出来，逐渐渗透入日常生活。旗袍并不仅仅是一种服装样式，它还是这百年来中国人文思潮演进的见证，是中西方文化交融最好的例证。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及旗袍的复兴，它不应该进入博物馆，而是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活色生香。